对抗战初期一些战略问题的再思考

对抗战初期一些战略问题的再思考

 

顾剑

 

(1)  缘起

 

我一向以来的兴趣,多专注于外国战争史方面,对抗战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最近正好机缘凑巧,要在历史系讲太平洋战争的课,所以多阅读了一些中国战场的资料,通过思考,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其实呢,我根本不是历史专业,就是个票友。我本业是在美国大学的商学院教书,不过因为对军事史有业余兴趣,玩票写了些东西。有个朋友是我们学校的历史系教授,他在历史系开“太平洋战争”选修课,因为他主要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讲太平洋战争,就拉我这个商学院教授来讲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我们简单商量大纲的时候,因为学生都是美国本科生,而美国这边,对太平洋主战场,珍珠港,中途岛,瓜岛,莱特湾什么的,学生都很了解,电影都看多了呢,觉得没有必要再多费口舌。所以我就计划重点讲两个部分:中国战场和中印缅-东南亚战场。这门课挺热门的,学生注课都已经满了。何况在这里,很多美国人来学历史专业,将来毕业大多数人就业方向是当中小学教师的(美国中学老师也是有tenure终身制的,工作很稳定,收入不错,现在这个年景,很有吸引力)。

我觉得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的抗战,是件功德之事。你别看中文论坛上为了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抗日,很多人争论甚至对骂得不亦乐乎,其实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就整个中国的抗战,外人知道有多少呢?在英文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头著作中,抗战被提到得篇幅并不多,对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中国以外有多少人了解呢?所以我尽管自己觉得底气不足,还是欣然答应下来。当然我是在大学的历史系讲课,自然不能跟在论坛上发言那么有反日倾向性,至少要“貌似公允”“多摆事实少带评价”,不过课程的指定必读书,还是一定要有“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

 

其实讲课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多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渐渐会形成一些自己的观点,不吐不快,尤其我平时业余喜欢钻研欧洲军事历史,自信还是有一定积淀的,就零散地写出来,作为一个业余历史和军事爱好者的胡言乱语吧。

 

 

(2)  1937年中日的作战方向

 

77事变全面抗战在华北爆发,迅即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上海战事,於是淞沪抗战成了中日战争的第二战场,实际上,就战事的激烈程度和国军所投入的部队数量和质量来说,华中第二战场比华北战场更象是主战场,而这个主战场,是由中国政府主动开辟的。

对发动淞沪抗战的战略意义,一向有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反对在上海附近开辟第二战场的意见,主要是战场狭窄,庞大兵力优势不易展开,而且敌人有海空优势,事实上后来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我军侧背,於是淞沪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我的看法,第一,首先在战略上要明确敌我优劣,有什么部队打什么仗,不能因为战役失败,就事后诸葛亮地抹杀战略筹划上的合理之处。当时中日军队的优劣对比,除了火力以外,中国军队最大的劣势,是机动能力,其中既包含部队机动装备和手段的缺乏(国军除了靠双脚,没有有效的大规模运输工具),而且包括军官团素质低下,对大规模运动战没有经验,也没有信心,没有驾驭能力。从这个局限来看,象上海江南这样水网交错的地带,正好可以抵消日军野战部队大迂回大穿插的优势。虽然战场狭窄,但也正好钉死了日军,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正好可以集中使用国军薄弱的重型火力。更直接地说,以中国军队当时的装备和素质,只能在狭窄战场打严防死守的分区防御战争,进攻也只能是正面顶牛,这样还有凭借数量优势获胜的希望。在华北大平原那样的广阔战场跟日军打运动战,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事实上,在山西战场,初战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右路包抄,另二次日军第1军两个师团从左路迂回,两次都抄了中国军队的后路。后来的徐州会战,日军不仅南北对进,更有威胁的是土肥原一个师团从河南径直切断李宗仁50万大军的后路。这些都证明大规模运动战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至於说在淞沪战场,日军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实际上只要在东海岸作战,哪里不是呢?就算集中兵力于华北(姑且不论能不能及时运输集结主力兵团),暂时能堵住日军南下攻势,日军还是一样可以凭借海军空军优势在山东半岛登陆,包抄我主力兵团后路的,其结果,恐怕比淞沪会战的结果更严重。

主动开辟华中战场的另一个好处,是能迅速集中最好的部队,迫使敌人就我,而不是国军精锐军团千里北上去就敌。老蒋此战投入了中央军几乎所有精锐的德械师,象教导总队,36师,87师,88师,这些都是老蒋的看家本钱,当时都是全部德式武器,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投入战场,最后在上海或者南京消耗殆尽。就冲这一点,也不能说蒋是消极抗日吧?

 

另一方面,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上却犯了大错: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日军本来是没有战略指导的,77事变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没有想到是全面战争,开始了以后,政府本身和参谋本部都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些姑且不论,战争打起来,战略在实践中慢慢形成的先例也是有的。华中战局的逐次添油扩大化,我们也可以不去说它,因为那毕竟是我方主动发起,日军必须因应,否则从上海被赶下海,日军也丢不起那个人。我觉得日军真正的战略错误,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战略错误,是在他握有战略主动权的华北。

一开始,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以第1军沿平汉路南下,第2军沿津浦路南下,还算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尤其是考虑到上海战事扩大,中央军主力集结,这个整体战略形势。当时,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向西的攻势,从动用的兵力,和那个方向缺乏有价值的战略目标来看,初衷应该就是一个掩护南下主攻方向的侧翼行动而已。可是板垣在山西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正面发现大量中国军队,在平型关又吃了八路的一个亏,渐渐地,山西的战事不仅卷入了长城外的东条兵团,而且把主攻方向平汉路的师团也吸引过去了。结果是,南下停顿下来,全力向西,侧翼掩护变成了全力进攻,战略的主次指导思想混乱(或者说根本没有指导思想)。当然,日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是战略上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山西本身不是适于日军用兵的地方,除了晋北的平原地带,其余地区多山,地形远不如平汉路正面适于日军机动作战。而且象阎老西这样的地方军阀,你如果不打他,他未必就会打你,至少他会有保存实力看老蒋笑话的心理。日军这一进攻,这是逼虎跳墙,给自己找来本可以避免的麻烦。而且阎长官逼得跟共军合作,从此华北后方就永无宁日。原本如果让阎锡山拥兵自守的话,他还会防八路一手,不会那么轻易让八路开进山西渗透河北,那样,我们要挺进敌后,还不那么容易呢。

所以,在日军握有战略主动权的华北战场,他们也犯了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

 

从战略指导的角度,个人觉得中国其实胜日本一筹。但是仅仅战略指导是不能决定战场胜负的。国军的作战能力,官兵素质,装备情况,跟1937年的日军相差实在太远,象上海开战的初期,中央军嫡系以多打少,还迟迟解决不了日军守备的海军陆战队少量兵力,打成了僵持,结果战局扩大以后以失败告终,这不是战略指导的问题,实在是战场能力低下。中外这种战略占尽优势最后失败在战场上的例子也有不少。古希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波斯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其实已经成功了,雅典城里的内应也准备妥当,战略上占尽优势,结果,上了战场犯晕,犯了敌前主动撤退的战术错误,被希腊重步兵一个冲锋击溃,再好的战略谋划,也归于徒劳。拿破仑著名的马仑哥大捷,也是事先在战略上占尽出其不意的优势,但是那天的战场上,如果不是碰巧德塞的师正好赶回来,那天失败的,还是拿破仑。

 

所以说,战略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看,没有战略是万万不行的。

 

(3)  花园口灾难的重新评价

 

1938年,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日军在豫东猛进,严重威胁了第1战区部队。为了阻止日军的前进,国民政府竟然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以河水来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在这个方向上的进攻暂时被阻止了,但是除了一部分部队的行动困难外,损失并不大。但中国的民众却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几十万人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用他们牺牲的代价到底换来了什么呢?

 

我于当今官方对花园口决提的评价,一直有不同看法。这个评价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而不是黄河水淹死了多少日军。

当时的战略形势,是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主力集结于鲁南淮北,被南北两路日军抄了后路,因此不得不放弃作战跳出包围,豫东豫中正是军队主力的深远后方,没有坚强的有生力量能够布防,而日军的大迂回如果不能制止,那么第一,主力将会被包围,第二,日军将很容易占领附近的平汉线,并利用铁路调兵和给养的便利,马上开始直接攻击武汉。那样的话,甚至不会有武汉会战。

黄河决口的真正作用,不是能淹死多少日军,象水淹七军那样的故事,恐怕只能存在于小说里。黄河决口最重要的是造成黄泛区,(1)断绝了道路,打掉日军在机动力上面对中国军队的优势,给后退布防准备武汉会战争取时间 (2)日军战斗部队即便能够通过黄泛区,它的后续补给也过不去,这样勉强过去的战斗部队还是死路一条。(3)赤地千里,绝了日军当地补给的可能,加重对后勤系统的依赖。这样看来,黄河决堤真正的战略作用,恰恰就是“给日军一部分部队造成行动不便”,而不是指望黄河水真能淹死多少敌人。这里的关键在于:1。这“日军一部分部队” 是担任战略大迂回大穿插任务的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而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恰恰是最要命的一支日军部队,如果不能阻止的话,会招致整个战局的灾难。2。这“行动不便” 四字,其实是一种文字上的轻描淡写。如果用军事术语说,是阻止的敌人的机动。而机动能力,是制胜的关键因素,也是当时日军对国军最大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觉得决河在战略上的正面作用,在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之间这个大战略背景下,是正面而且是决定性的。事实上京广铁路线(平汉线粤汉线)日军是直到1944年一号作战时候才打通的。同样是焦土抗战,黄河决堤虽然牺牲巨大,但是毕竟比张文白在长沙那一把大火,现实的积极意义大得多吧?长沙那次纯属是无谓的牺牲,因为日军当时并没有真把长沙作为重要的进攻目标,这跟1939年至1941年底著名的三次长沙会战,还不是一码事。

话说回来,决河这是不得已的焦土抗战的做法,最可怜的是那些沦为鱼鳖的老百姓,拿现在话来说,不仅是人伦惨剧,而且是生态灾难。我顾某人今天在这里可以侈谈战略问题,但我是有一份歉疚之情的,因为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可是没这个幸运,也理解不了这个做法。但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的残酷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有,西方历史上也有:1672年法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太阳王路易十四挥动十万法军攻荷兰的时候,奥兰治亲王(后来的英王威廉二世)无法抵挡,也是决开海堤,倒灌自己的国土。

所以说兵凶战危,生灵涂炭,圣人不得已才用之。但是对於花园口决堤的官方评价,历来是受政治因素和政党之争影响的:当初国民政府不敢承担这个政治责任,谎称是日军炸开的,后来改天换日了,共产党政府又故意贬低或者无视它的战略价值,突出它残忍的一面,那是为了攻击国民党残害百姓。近7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必人云亦云,给这次悲剧性的战略行动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也算是还了为国家民族而被牺牲于滔滔洪水的千万生灵一个公道。至於历来官方评价背后的政治因素,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4)  关于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问题

 

网上国共双方支持者,互相指责对方不抗日的争论,往往激烈至谩骂的地步。其实这是何必:毛和蒋作为中国近代两位伟人,都有令人非常崇敬的一面,而国共两党在8年抗战中所付出的牺牲,也是一般人谩骂和故意无视,所抹杀不了的。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抗战的问题,我在前面两篇都已经说了。但是如果就此说共产党就专事自我发展,游而不击,那也是讲不过去的。国民政府一方支持者,就算听不进共党这几十年的宣传,来自敌人和美国盟军的间接证据,总应该还是客观的吧:“醋性子乔”为什么跟“小花生米”闹翻?史迪威是个纯粹的军人,他考虑问题还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吧?如果共产党跟日本人作战不是比委员长更积极,醋性子乔又如何犯得上主张用美援武器武装共产党军队来跟日本人作战,结果最后跟委员长摊牌卷铺盖呢?

 

还有百团大战,说实在话,那决不仅仅是老彭一个人自信心膨胀所发动的游击总体战,有多少人注意到了百团大战的战略背景呢?当时大战局进入“绞杀战” 阶段,东部沿海港口尽失,中国接受外来物资的通道,要么走西南缅甸,要么走西北苏联(蒋委员长也接受苏援的,不仅是共党)。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军事工业基础薄弱,武器和很多生活用品都要靠外来援助。中国在整个抗战期间所接受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至抗战前,是德国,主要是编练了20个师的中央军骨干德械部队,这是淞沪抗战到武汉会战期间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精锐。后来这些德械师消耗殆尽,希特勒因为日本的抗议而停止对华军事合作。第二阶段就是在1939-1941年间大规模接受苏联武器,包括苏联志愿航空大队。所得到的武器,也可装备20个师左右,这些苏式武器的师团,组成了1939年秋冬大反攻的骨干力量。1941年以后,苏联自顾不暇,美国参战,美援成为主要武器来源,这是第三阶段,前后装备了36个师的国军。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西北通道在1939和1940年的作用,有多重要?百团大战的战略意义呢?

 

当时日军已经集结兵力物资,准备继续向西发动一次战略攻势,意图掐断西北通道。百团大战重点是破交,瘫痪日军打击部队的后方交通线。如果不是百团大战打疼了日军,怎么会日军攻势胎死腹中,返回头来“强化治安” ,来年(1942年)”五一大扫荡“呢?这扫荡下来,共党军队减员百分之二十,根据地人口下降一半,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还有一个佐证:是什么把华中的国共摩擦推迟了3到4个月之久?1940年7月国民政府“中央提示案”就命令新四军北移,9月毛从延安也命令新四军北移,项英拖着不办。而造成皖南事变的远因,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此后国军就可以报复。为何国军要让项英一直拖到1941年1月,都已经开始北移了才攻击?皖南事变是非曲直暂且不论,国军的攻击为什么拖延,有多少人想过呢?北方共产党百团大战的日子,是到1940年12月才结束。国民政府也认识到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正有意借重,才在江南隐忍不发呢。

 

几十年以后,老毛拿百团大战攻击彭德怀有个人野心,违背中央指示,於是有人以此攻击共党官方政策不抗日,彭是抗命而行的。大家想一下:那是毛后来为了打倒彭德怀,政治上翻云覆雨的手腕,为了打上”历史反革命“的标签,黑的也能说成白的,以林那样历史上的铁杆毛派也能贴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标签,何况彭德怀?毛政治斗争中的那种话也能信得?况且,百团大战的战果和战略功绩已是历史事实,争论“是否出於本心” ,岂非诛心之论,有意义吗?

 

怎么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游击战和正规军正面战场作战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从战争理论和战争史的高度来全面地把握,比意气之争,以偏概全地争吵,要令人信服得多。

 

我的观点是,任何非正规战术,例如游击战,也包括非传统的其它战术,象超限战,甚至恐怖行动,虽然是弱小力量对抗强大军队的有力武器。但非正规作战要想获胜,除了灵活的战术之外,至少还得具备两个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一是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来保证作战纪律。否则能够打一两场胜仗,但打不赢战争。在古代罗马史上,蛮族与罗马军团作战的战术,在当时就是典型的非正规战术。实际上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末期,"蛮族"的战术就有过全歼数个罗马军团,击毙罗马统帅的大胜仗,影响之大,让年老的奥古斯都闻讯后一边痛哭,一边用头撞墙,叫着战死的罗马统帅的名字说"还我军团来!",要知道,那是埃及艳后和安东尼的战胜者,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屋大维!(说明:凯撒以前罗马是共和国体制)。但是结果怎么样?"蛮族"还是给镇压下去了。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灭亡西罗马帝国,要等到在四百年以后的阿拉里克才行。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罗马军队已经主要靠"蛮族"服役来打仗了,"蛮族"已经学会了罗马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意义,再加上他们更灵活的战术和更加勇猛,才能战胜罗马人。没有严格组织,制度,规划,和纪律的非正规战术,不可能获得战略层次的胜利。

第二个条件是真正的成功还是要有正规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看看二战时期几场大规模的成功的游击战,莫不是有正面战场的配合。法国的抵抗运动,苏联的敌后游击战是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本身就不是独立的。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战是独立的,但没有苏军打进东欧,靠自己怎么也不可能赢。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也得益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与其争论国共谁主谁次,甚至谁真打谁假打,倒不如静下心来承认对方的贡献:你说敌后游击战是主,但是如果蒋投降了,日军把正面战场的师团调来再多来五次"五一大扫荡",敌后抗战能坚持下去?反之对国民党,没有了共产党游击队不停地在敌后骚扰,偌大中国战场整整6年间(1939-1945)就能只靠那么十几个大的战役撑门面?能拖住日军的攻势?。再退一步说,不管是国是共,没有了太平洋的主战场,谁也不可能在1945年取得抗战的胜利(1950年行吗?)。正规战场的配合之所以重要,是有两个原因,最显著的是牵制对方的有生力量,甚至是主力。即便是越南战争,也有北越正规军作后盾,还有中国苏联,虽然不和美国打仗,但美国却不得不保持主力对付这两个主要对手,不可能倾全国之兵到越南。正规力量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战后建设的政治框架,这一点容易被人忽视。非正规战术,尤其是游击战,仅靠自身的力量(也许再加少许外来援助),不是完全不可能通过消耗对手来获胜,但是由于它的分散性和自发性,胜利者谁也不服谁,会造成战后的混乱。这方面罗马帝国的灭亡,和阿富汗抗苏的胜利是很好的反面例子。"蛮族"灭亡了罗马帝国,但罗马不是亡于一个强大的对手帝国,而是亡于许多部落的入侵,所以罗马亡以后各"蛮族"部落就没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依据,然后就是几百年的残杀,掠夺,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世界一片混沌,文明严重倒退。查里曼大帝的法兰克帝国出现是大约在九世纪,那时距离罗马帝国的灭亡已经有三百多年了。阿富汗也是基本上独力赶走了苏联侵略者,只有少量的美国援助,没有"正面战场"。但胜利以后就是各派游击队的混战。这样的胜利,是只有破,没有立,强大的对手是失败了,但战胜者一方面也没有人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其实没有胜利者。这也是我强调非正规作战方式要达到"真正的"胜利,必须有赖正规力量的配合的原因。

所以说,无论讲“游击战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还是“共产党游而不击专事摩擦” ,本身都是出於政治目的,对历史作有利于自己的一定程度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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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gu1126

20多岁的时候在国内背包,到30岁走过美国50州中的47个,35岁开始走遍欧洲和中东北非,终极目的是到42岁游遍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美国50个州,欧洲47国,踏足全球七大洲,南北两极圈,世界一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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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对抗战初期一些战略问题的再思考

  1. beiyu说道:

    仅仅论军事而不涉及政治很难评述战略层面的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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